后记

作者按：本篇后记中收录的信息以三种语言写成。他用中文写的部分按原样收录，未作修改；用英文和葡萄牙语写的部分为译文。

纽约，2026年3月21日。

三月，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了我的姓名、住址和医疗信息，试图让我失去空乘的工作。

那个周六的早晨，我用中文给他发了一封正式通知。我写道，未经同意公开个人信息和医疗信息，违反了中国的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民法典》；我已完成证据保全，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利。我要求他删除全部内容，停止一切传播行为。

十一分钟后，回复来了。不是道歉，也不是拒绝，而是一张照片：某个企业举报渠道的确认页面，附有举报编号。他向我所在航空公司的道德合规热线举报了我。他用这种方式回应一封法律通知——告诉我，他也知道往哪里下手。

我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提交了举报，并把回执发给了他。当天下午，来了那一天的最后一条信息：

“我咨询过了，我有足够证据证明你长期服用一种药物，你可以辩驳的机会为0。希望你早点醒悟，做个善良的人，不要再在网上诋毁诽谤他人了。”

那是他最后一次威胁我。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复他。

3月30日。

九天的沉默。然后，晚上十点，一封信——用葡萄牙语写的，借助翻译软件，署的是他的本名，仿佛贯穿这本书的那个化名从未存在过。他说自己正在接受心理治疗，每周一次，图式疗法。说他学会了分辨自己的模式：

“我明白了，我的回避型依恋模式是：‘我害怕你不爱我，所以我先离开。’而自恋型的模式则是：‘你配不上我，所以我离开。’我想现在你能感觉到其中的区别了，就像我一样。”

他说他读了第一章。说“那九个月是一场噩梦”这句话深深伤害了他，让他做出了“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——我此生最糟糕的决定”。他就是这样称呼那次向我雇主的举报的：一个冲动的决定。他说发自内心地向我道歉。信的结尾，他祝我拥有美好的人生。

我没有回复。从这里开始，我再也没有回复过。以下按原样记录。